在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Studies）组织的2012年中国倡议大会（China Initiative Conference）上，美国总检察长威廉·巴尔（William Barr）指出，世界“正处于全球紧张与竞争的新时代”。当前，中美陷入紧张局势，令人联想到美苏之间的争霸。

美国一份对华战略报告指出，在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之初，美国希望看到中国“将从根本上（fundamental）推动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开放…”。但是，该报告声称中国没有按照自由主义社会（liberal societies）典型的政治自由等表现形式，将其经济领域的改革扩展到社会其他方面。

在美国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中美紧张关系变得更加明显，非洲将再次以微妙的方式被迫选择立场。威廉·巴尔谈到的引发紧张局势的最棘手问题之一是技术主导权。对中国和美国等雄心勃勃的国家说，在21世纪控制5G网络是焦点问题。

中国科技巨头华为一直是美国关注的焦点和怀疑的对象。与美国相比，非洲最近更倾向于与中国建立更紧密的经济和技术关系，而美国注意到了这一点。中国在非洲似乎在取得成功，自然，美国感到不安。

为了“正当化”其对华为的排挤，美国辩解说，这家科技巨头可能间谍活动的代理人。非洲是不断增长的技术使用方，需要应对“数字孤立主义”的挑战。华为已经在非洲各地站稳脚跟，可以预见，美国一直视此为“眼中钉、肉中刺”。中国一直明确反对美国的敌意。

像美国一样，中国也意识到非洲的巨大潜力，非洲不仅仅是技术的使用者，也是全球大国的竞技场。非洲发现自己处于为难的窘境。它的历史主要是由它与西方的多方面关系（multifaceted relationship）塑造的，然而，这段历史也促使非洲和中国建立密切关系，结束殖民统治。

最近，非洲和中国的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与此同时，非洲在政治观念和社会观念上与西方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些情况表明非洲需要灵活外交。从历史上看，非洲外国家对非洲的态度是居高临下（condescension）的，他们决定了非洲如何处理自身事务以及与谁合作。在《中国的第二大陆（China’s Second Continent）》（2014）中，美国记者和学者霍华德·弗伦奇（Howard French）讲述说，在21世纪，非洲仍被视为一个“婴儿”（baby），一个无法为国际社会提供政治、知识和经济贡献的大陆。这种态度解释了非洲之外国家向非洲“传教”（evangelising）的意图。

1990年，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对非洲外国家对非洲傲慢（patronising）的态度做出了果断的回应。曼德拉说，西方的主要问题在于，西方认为自己的敌人也应该是非洲的敌人。他接着说，南非非国大（ANC）对其他国家的关系是由他们对非国大的态度所决定的。实质上，曼德拉在表明非国大与那些帮助其反对种族隔离运动的人有着密切的关系。

当时，对南非，西方有时在谴责种族隔离和呼吁民主方面有些模棱两可，因为他们担心非国大会建立一个共产主义政府。非国大从未忘记这一点。在曼德拉与罗伯特·麦克尼尔（Robert MacNeil）再次在美国接受采访时，曼德拉提醒麦克尼尔，非国大及其流亡领导人在被驱逐后不久便寻求美国的帮助。他们的恳求遭到拒绝，迫使非国大寻求其他非洲国家和苏联的帮助。考虑到当下二元政治（binary politics）情况，曼德拉的主张似乎有些先见之明。

非洲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大陆，因此应该欢迎有助于改变其贫困状况的关系。中国一直是非洲有吸引力的伙伴，主要是因为中国重申非洲是其平等伙伴（equal partner）。其次，中国与非洲的无附加条件（unconditional）关系与西方通常要求附加条件形成鲜明对比。中国从来不是非洲的殖民者，这（对合作）是有帮助的。非洲从西方引入和采用了更倾向于市场和多党政治（multiparty politics）的经济和政治意识形态。因此，非洲有责任详细审视与其他伙伴的关系，并采用能够帮助非洲的元素。

非洲不应屈服于目前全球紧张局势中站队的压力，这同样适用于技术采用。如果非洲不愿意采用非洲外国家合作伙伴的技术，那么应由非洲自己在谨慎考虑之后作出决定（而非他国替非洲做决定）。美国的态度表明它担心与一个非西方、非白种人（non-Western, non-Caucasian）大国分享主导地位，并可能弄巧成拙。

原标题：Africa’s place in the global fight fortechnological domin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