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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昌卖鞋仔到“埃塞俄比亚工业之父”

内容出品：好望观察创始人：张泰伦 2025年10月21日

文 / 卓立（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

张华荣今年67岁。我们相约在新加坡录制节目的那一天，他问我，东南亚机会怎么样？我介绍了几个国家的情况，他转头对助理说，你把回香港的机票取消，我们改道去印尼。

“卓老师，机会很多啊。我不服老的。”的确，我有时候走路都要小跑才能追上他。

他是中国最传统的一批企业家，靠着吃苦耐劳、胆子大和极其旺盛的生命力，硬生生从穷农村闯出一片天地。

卖鞋子、做鞋底、爬墙进广交会、被台商威胁，从江西到东莞再回江西投资，一步步发展，顶峰时期，他被业内称为“中国女鞋教父”，他的企业是全球最大的女鞋制造商之一。

他也是中国最早走出去的一批企业家，一走就走到了非洲。2012年，华坚就在埃塞俄比亚落地生产基地，8000人的鞋厂，在非洲代工生产美国品牌。

非洲人给了他一个称号“埃塞俄比亚工业之父”，感谢他为埃塞的工业化所做的贡献。

但是“非洲也让我伤透了心”，这是张华荣访谈中唯一说过的一句“泄气话”，疫情、美国取消关税优惠等外部环境的巨变，也曾让张华荣的华坚鞋城举步维艰。

下面的访谈内容，你将看到的是一位老企业家的传奇创业经历与中国制造业慷慨而波折的出海故事。

南昌卖鞋仔：

创业初心与底层历练

卓立：您曾提到华坚出海的故事渊源已久，能否和我们分享一下您早年的经历？

张华荣：我出生于1958年，刚出生就赶上了大跃进时期，家里条件很贫困。我们家在农村，有五个兄弟和一个妹妹，全靠父亲做木工的工资维持生计。

我小学毕业后就不再读书了，学过不少手艺。我做木工的技术不错，还会修补铝锅、给铝锅换底，也做过油漆工，比如修补破损的茶缸，这些活我都能干。

其实只要愿意摸索，就能逐渐熟练；熟练之后形成习惯，慢慢就成了自己的技术。

1978年，我应征入伍，在部队待了几年，还担任过军事教官。部队生活培养了我的精神品格、文化认知，也让我学会了自我约束和主动创造。

卓立：所以您是把部队的管理模式带到了公司，后来也带到了非洲？我看到您在非洲的工厂里，几千名员工会一起做操、唱歌。

张华荣：没错。退伍后，我开始做个体户，1983年正式创业，1984年进入制鞋行业。

当时在江西南昌做个体户，面临“三没有”的困境：没有固定工作、没有启动资金、没有较高文化水平，而且做鞋子在当时是让人看不起的行当。1984年上半年，我去九江卖鞋，端午节回来就赚了5000块钱。

所以对我来说，卖鞋哪怕再辛苦，也是一件幸福的事。那时候卖鞋没有租门店，晚上就用煤油灶烧水煮面，煮熟后加一勺辣椒酱、一勺猪油，再放点酱油，一顿吃半斤面就睡觉了，但心里却很满足。

我认为，正是经历过这些坎坷困苦的生活，才能培养出真正的创业精神。就像我，凭借这份拼搏精神，无论在什么环境下都能生存。

总结来说，我有三个重要基础：部队经历培养了我的精神与文化认知，农村贫困生活让我具备吃苦能力，做木工等多样手艺积累了技术经验。

凭借这三种能力，我在江西做北京布鞋时，产品质量是最好的；1996年到广东发展，不到10年就成了行业龙头；后来产业梯度转移，我把工厂迁到赣州，规模达到2万人，依旧做到了行业领先。

“中国女鞋教父”：

产业链深耕与外贸突破

卓立：您的发展轨迹从老家到广东，再从广东到赣州，最后走向埃塞俄比亚，每一步决策背后是怎样的考量？为什么会在特定节点选择前往这些地方？

张华荣：最初在南昌，我的内销业务做得很好。后来中外合资模式兴起，我就想拓展外销市场。当时江西的中外合资企业，很多订单都来自广东，我也想抓住这个机会。

1995年，我们主要生产低端鞋，大多是欧美订单，但受反倾销政策影响，订单突然没了，我只好去广东寻找机会。第一次去广交会，因为没有门票进不去。

卓立：是没买到门票吗？

张华荣：对，最后没办法就想爬围墙进去，结果被保安抓住了。没想到保安说：“你要是想进去，每次给我两块钱，我就放你进去。”

广交会结束后，我在广东租了房子成立研发中心，之后还收购了一家小型台湾鞋厂。1996年到1998年，企业其实亏损不少，因为我之前做的是布鞋，而这家台湾厂生产的是PU鞋，两种产品的生产逻辑完全不同。

刚好这个时候，一家名叫派诺蒙的美国贸易公司来大陆寻找合作工厂。当时在广东做鞋的企业，70%是台湾人创办的，30%是香港人创办的，他们的报价很高，而我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大陆企业家。

对方想找能提供低价产品的工厂，我当时的策略是不还价，无论给出什么单价，我都接下订单。

这一做法让很多台湾企业家不满，他们甚至找来黑社会找麻烦。我的供应链合作伙伴也以台湾人居多，那些台湾企业家就跟供应商说：“华坚欠你们的钱，我来还，你们不要再给华坚供货，让这家企业做不下去。”

卓立：相当于直接切断了您的供应链？

张华荣：没错，供应链确实被断了。但我没有放弃，而是找到供应商沟通：“请你们继续给我提供材料，设备厂商也请继续提供设备，欠款我一定会还”。结果不到半个月，我们就靠自己的力量生产出了PU大底。

从那以后，我开始自主搭建完整产业链，先后建立了模具厂、包装厂、印刷厂、化工厂、机器厂，涵盖了橡胶大底生产的所有环节，成为当时国内产业链最完善的鞋企。

卓立：看来当时您的外贸基础打得很扎实。

张华荣：关键还是靠“百折不挠”的精神。我觉得每个企业家的发展都离不开“命、时、运”：“命”是个人为人处世的基础，包括聪明能干、勤奋正直、讲良心、重感情；“运”则是遇到了重要的机遇，比如我碰到了大客户。

对制造企业来说，订单就是一切，有了大订单才能实现规模化生产，企业发展自然会顺风顺水。

2002年，赣州政府主动招商引资，市长、市委书记多次找到我洽谈。赣州政府给予了大力支持，我们自身也足够努力，加上已经形成的完善产业链，就把在广东的成功经验复制到了赣州，顺利实现了产业转移。

到2008年，企业又面临新问题——招工难，很多劳动力都外出打工了。我就把部分工厂迁到农村，让当地老百姓实现“离土不离乡”：白天在工厂上班，晚上能回家照顾老人和孩子，农忙时还能请假回家干活，这样就解决了用工难题。

所以其实做企业就是要“以变应变”，不怕困难多，就怕办法少。我常说，解决一个问题，企业就上一个台阶；化解一个矛盾，企业就升一个层次。企业的成长，就是在不断解决问题和矛盾的过程中实现的，这是我多年总结的经验。

“埃塞俄比亚工业之父”的

诞生：中国模式的非洲实践

卓立：您前往非洲发展的契机是什么？为什么会选择埃塞俄比亚这个国家？

张华荣：这个故事说起来还挺有意思。2011年，华坚在国内女鞋行业已经是龙头企业，当时我们生产的女装皮鞋出口到美国，美国50个大品牌中，有30个的产品是我们代工的，包括特朗普女儿伊万卡的同名鞋履品牌，其中60%都产自赣州工厂。

我和林毅夫教授早有相识，他当时担任世界银行副行长，经常到非洲访问。他曾跟非洲各国领导人建议，要向中国学习，通过招商引资、改革开放解决就业问题、实现出口创汇。

2011年9月，我第一次去埃塞俄比亚考察。说实话，当时当地的工业水平非常落后：做鞋的工厂不到10家，工人总数不足800人；仅有的几家皮革厂设备破旧、环境简陋，甚至不处理生产污水。整个城市山多、人多、灰尘多、垃圾多，环境比较杂乱。

看到这种情况，我们最初根本没有投资的想法——国内生意做得好好的，没必要去这么落后的地方冒险。

卓立：所以当时是打算放弃了？

张华荣：一开始确实是这么想的，觉得没必要去那边发展。但事情在当天傍晚有了转折。下午五点钟左右，有人通知我：“张先生，埃塞俄比亚总理要单独见您，和您深入交流。”

那位总理很有远见，他说：“我知道您是一位有爱国情怀的中国企业家，非洲与中国的关系一直很友好。非盟总部就设在埃塞俄比亚，这座总部大楼是中国捐助1亿美元修建的，2012年1月就要举行开业典礼，届时中国国家领导人会来访问。我想请您帮个忙，在埃塞俄比亚投资建一家中国鞋厂，到时候我想邀请中国国家领导人参观您的工厂。”

卓立：所以他是用“国家大义”打动了您？

张华荣：我当时确实觉得，这已经不只是单纯的商业投资，更是一份国家层面的责任，所以就答应了。

决定投资后，我们立刻行动：第一件事是招人，在当地招聘了100多名大学生，送到江西赣州的工厂进行培训，不到一个礼拜就完成了人员选拔和输送；第二件事是调配物资，把国内工厂现有的原材料和设备打包，通过海运发往非洲。

货物走海运20多天就到了吉布提港口，之后埃塞俄比亚方面派车接应，一路绿灯，不用办理复杂的清关手续，直接运到了工厂所在地。

卓立：这是因为政府提前打过招呼吗？

张华荣：确实有这方面的协调。2012年1月28日，非盟总部开业典礼当天，埃塞俄比亚方面特意安排了参观环节，300多位嘉宾——包括外交部长、工业部长等政府官员——来到我们的工厂。

当他们看到生产的都是美国高端品牌鞋时，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埃塞俄比亚这个非洲最贫困的国家，竟然能生产出美国高端品牌的产品，这对他们来说简直像做梦一样。

卓立：所以他们才会称您为“埃塞俄比亚工业之父”？

张华荣：当时很多人握着我的手表示感谢。有一位留着长胡子的外国官员，不清楚来自哪个国家，他热泪盈眶地抱着我，左边亲一下，右边亲一下，以至于之后一个礼拜我的脸还是痛的。

卓立：看来当时亲的力度不小，才会疼一个礼拜。

张华荣：我当时跟他们说：“无论来自哪个国家、哪个民族，都没有本质区别。只要国家有改革开放的政策，企业能提供良好的培训和企业文化，非洲人、亚洲人、德国人、欧洲人都能做出优秀的产品”。刚讲完，现场就响起了掌声，我也真的成了整个非洲的“明星”。

埃塞俄比亚的工业基础原本非常薄弱，但现在当地已经有近2000家鞋厂。我们不仅自己投资建厂，还在两年后将模具、化工、包装等配套产业引入当地，把在东莞的成功模式复制到赣州，再把赣州的成熟经验带到了非洲。我最自豪的，就是为这个国家的工业发展实实在在地贡献了力量。

至今已有30多位非洲国家元首在埃塞俄比亚开会期间，参观过华坚在当地的工业城；还有600多家企业到华坚考察学习。很多国家的总理府都主动联系我，发来邀请函，邀请我到他们国家访问、投资。

卓立：未来您会考虑到非洲其他国家进一步发展吗？

张华荣：我目前最大的心愿，是在非洲解决10万人的就业问题。

在非洲，有很多细节需要注意。比如我们刚到埃塞俄比亚时，当地员工因为家庭条件有限，生活习惯与我们有差异，身上会有异味，很多中国员工都有抱怨。

我告诉大家不要抱怨，并且马上采取措施：在工厂建了很多淋浴间，要求每位员工每天下班都洗澡。

这样一来，不仅解决了异味问题，也有利于员工的身体健康。我们真心关心员工，他们也能感受到这份诚意，对我们非常感激。

另外，我们还为员工提供早餐。工厂早上七点上班，我们会准备热乎乎的面包和糖水，员工吃得开心，工作积极性也更高了。

其实在非洲投资，最重要的财富是人力资源。只要能把当地员工培养到中国工人80%到90%的水平，企业就成功了一半。其次是政府资源，要学会合理利用当地政府的支持政策。

我们在埃塞俄比亚的工厂，从最初的五百人，发展到2012年下半年的两千人，2013年达到四千人，2014年就有五六千人了。

不过发展过程中也经历了不少坎坷：第一件事是2017年下半年到2018年上半年，当地政权变更，引发了严重的罢工潮，那段时间企业经营非常艰难；第二件事是埃塞俄比亚内战，导致客户取消订单，好在现在内战已经结束；第三件事是新冠疫情的冲击；第四件事是埃塞俄比亚与美国关系恶化，美国取消了对当地的优惠政策。这四件事让我伤透了心。

卓立：那您现在对未来发展有信心吗？觉得企业能慢慢恢复吗？

张华荣：当然有信心。现在我们工厂所在区域的市中心道路已经修好了，接下来我们计划进行一级开发，除了制造业，还会布局房地产、酒店、学校等配套设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