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6月25日，正是去年反加税示威游行一周年的日子，肯尼亚正在经历自独立以来最剧烈的一场社会风暴。表面上，这是一场因税收政策引发的抗议潮，实质上却是一次年轻一代对国家公权力正当性和民主制度运行状况的集体拷问。一边是抗议者捍卫私权的热情与愤怒，一边是国家机器为维护秩序而动用的武力和管控。更复杂的是，游行也在多个地区引发了打砸抢烧、交通瘫痪、商业中断等社会次生危机，使得整个国家处在秩序与自由之间的剧烈张力之中。
这是一场国家体制与社会活力的双重压力测试，是一场关于“权力边界”的全民辩论。
一、私权之争：宪法写下的自由，必须允许民众喊出来
肯尼亚2010年宪法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不仅明确确立了三权分立和独立司法制度，更把集会、游行、言论、媒体自由作为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
青年一代，特别是出生于千禧年之后的“Z世代”，是这部宪法的天然产物，也是其最大受益者。他们在抗议中高举宪法文本，引用条文，试图用法律与逻辑对抗暴力与高压。他们要求财政政策透明化，要求问责腐败，要求尊重人权。
这场抗议不是政党操控的选举闹剧，而是去中心化、跨阶层的公民行动。这恰恰说明：民主制度已深植于一代人的精神中，即使现实社会还未真正实现民主的保障机制。
二、公权的反应：政府暴力、信息封锁与秩序维护
面对汹涌的街头抗议，政府的第一反应是动用警力。全国超过20个县爆发冲突，警方在多个城市使用催泪瓦斯、橡胶子弹、甚至实弹。根据人权组织统计，已有至少16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其中包括儿童与大学生。
此外，肯尼亚通讯管理局（CA）还曾下令禁止电视和广播对抗议现场进行直播，试图通过信息封锁来“控制局势”，这一行为最终被法院叫停。尽管法院维护了媒体自由，但政府的这一举措无疑加剧了公众的不信任。
政府的逻辑是：国家不能在无序中瘫痪，国家机器必须维持最低限度的秩序。这在原则上无可厚非，尤其是在部分抗议演变为打砸抢烧之时。但问题在于，当国家动用暴力手段镇压和平请愿，而非区分和平示威与犯罪分子时，便失去了道义制高点。
政府动用全国性警力镇压，引发多起骇人听闻的暴力执法事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博主Albert Ojwang的死亡案。Ojwang之死，激起民愤。
2025年6月8日，28岁的数字媒体人Albert Ojwang在社交平台上发布视频，公开批评一位高级警官在示威中的暴力行为。当天深夜，他在内罗毕市区被便衣警察带走，第二天清晨，家属接到通知称他“在拘留所中病故”。
尸检报告显示，他死于内出血和钝器重击——明显不是“自然死亡”。这起案件很快在社交媒体上发酵，引发强烈反弹。Ojwang的死成为压倒公众忍耐的最后一根稻草，也成为“#JusticeForOjwang”运动的起点。年轻人开始将抗议升级为“反警暴”行动，质疑国家机器是否仍为人民服务。
至今，涉案警员仍未被起诉，警方内部调查迟缓、遮掩，引发国际人权机构谴责。
三、抗议的阴影：秩序崩塌与“暴民化”风险
肯尼亚这次示威的正当性毋庸置疑，但其过程中暴露出的组织松散、动员过度依赖社交媒体、缺乏现场自律机制等问题，也带来了严重的负面效应：
1. 商业破坏严重
在内罗毕、基苏木、姆旺扎等城市，多处商业中心遭到纵火或洗劫。超市、手机店、银行ATM机等成为打砸目标，部分街道一度变成“无人区”，企业财产损失巨大，直接导致一些企业宣布短期关闭。
2. 基础设施瘫痪
重要干道被封堵，火车停运，航班取消，首都交通陷入瘫痪状态。救护车、消防车多次被阻拦，影响到基本的公共服务。
3. 公共恐慌蔓延
社交媒体上真假难辨的信息流引发恐慌情绪，部分社区提前抢购物资、关闭学校和诊所，造成民众生活秩序的剧烈震荡。
4. “游行合法”与“暴力非法”的界限模糊
由于抗议组织结构松散、缺乏明确代表，警方在执行时无法分辨和平示威者与趁机暴力的破坏者，致使整个运动被污名化为“暴徒政治”。
2024年6月25日，数万名抗议者聚集在内罗毕，反对新的财政法案（Finance Bill 2024），认为其加重了普通民众税负，却放纵高层腐败。在抗议高峰时段，部分激进分子突破警戒线，闯入国家议会大厦。
他们在议会中焚毁文件、推翻办公设施，甚至在议长座位上拍照留念。这一幕通过无人机航拍广泛传播，引发海内外震惊。
事后，议会大厦一度关闭，部分议员表示“亲历政变恐惧”。政府指控这是一场“有组织的叛乱”，而人权组织则指出：事发前多位和平抗议者被警方无差别攻击，才激化局势。
这一事件成为争议的分水岭：一边是政府要求“恢复秩序”，一边是民间认为“暴力是被压迫的后果”。肯尼亚宪政之舟，在此遭遇最严重的摇晃。
四、司法与媒体：挣扎中的守门人
面对公权力的强势扩张，司法机关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内罗毕高等法院及时驳回政府的媒体封锁令，维护了言论自由；部分警员也被独立警察监管局（IPOA）调查。然而，这些正义的回应仍显力不从心，因为司法资源薄弱、调查机制滞后、警察执法文化顽固，尚未建立真正的问责体系。
媒体在此次事件中也陷入两难境地：一方面希望为民众发声，记录现场真相；另一方面也面临政府压力与街头暴力的双重威胁。
五、民主与法治的张力：肯尼亚将走向何方？
肯尼亚目前面临的不是一个政党更替的问题，而是一个制度重塑的问题。抗议者提出的，不仅仅是“税太高”、“政府太腐”，更深层的是对一个仍被旧时代权力逻辑所控制的民主壳子的质疑：三权分立是否真正运转？司法是否能独立？媒体是否能自由？公安力量是否受限于法律？政府预算是否透明？
这些问题，已经不是书面上的法律条文可以回答的，而必须通过社会行动、制度改革、官民博弈来逐步实现。
这次抗议最大的亮点是：抗议者并非老牌反对党，而是互联网原住民、无党派青年和自由职业者。他们没有统一的领袖，却有共同的信仰——宪法应保护公民，而非束缚异议。
他们的标语不是“打倒总统”，而是“我们要问责”“我们要自由”。他们不是暴徒，而是真正的宪政公民。在某种意义上，这次抗议是一场肯尼亚宪政制度的实地检验，也是Z世代对其民主权利的主动主张。
当街头对抗国家机器，我们在谈论什么？这场“百年不遇”的变局，是一场国家与公民的关系重塑。它既揭露了国家机器的暴力惯性，也暴露了抗议行动自身组织力的不足。它既是一场对宪法承诺的捍卫，也是一次社会治理模式的反思。我们不能浪漫化抗议，也不能美化国家暴力。真正的进步，是在混乱中保持理性，在愤怒中坚守法治，在分裂中寻找制度性回应。
肯尼亚的未来，不能靠枪支、不能靠谣言，更不能靠“换总统”式的表面解决。它需要一次从制度底层重新出发的深刻改革——而这一切，正是抗议者、法官、记者、母亲和商人共同参与的民主试炼。
作为在肯尼亚工作生活的中国人，几乎是谈示威游行色变，一旦听到有示威游行，我们就躲在家里不出门，我们深知示威游行带来的骚乱风险，这毕竟是“别国内政”，我们这些草民是万万不能参与的，可是这也给我们一些启示，民主是需要训练的，是需要不断争取和进步的，是在私权和公权一点一点斗争中获得的。肯尼亚这种准民主国家，现实是民众见到警察就像老鼠见到猫一样，权力结构固化，下层上升渠道几乎没有，穷的越来越穷，富的越来越富，尤其疫情之后，民生艰难，物价上涨，失业率上升，政府依旧贪污腐败，民怨沸腾，积累成目前公民走向街头的运动，这样的运动，可能是肯尼亚新时代的开始，阵痛在所难免，公民运动的开始，预示这国家还有希望，还有人在为所有人的权利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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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泰伦｜好望观察创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