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涉及中国互联网平台的新闻比较多。Bloomberg大篇幅报道马老师，WSJ跟进提供一些细节。尽管Bloomberg和WSJ在涉及美国互联网企业的反垄断问题上总能提供真正的专家分析，但这两家华尔街“官媒”对中国平台问题的民众声音和专业分析都不太关注，它们还是乐于把中国互联网企业和中国官方对立起来，再从中寻找西方媒体眼中的“中国官商故事”。反过来想，华尔街关心自己市场上的顶级企业，难道不正常？毕竟，强化监管一定会影响平台的估值，那可是各位美国股东真金白银的利益。
接下来是今早两则简短的报道：
一是“市场监管总局根据举报，依法对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实施‘二选一’等涉嫌垄断行为立案调查”；
二是央行公告，央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和外管局将于近日约谈蚂蚁集团，“督促指导蚂蚁集团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落实金融监管、公平竞争和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等要求，规范金融业务经营与发展”。
还没到半天时间，网络上就开始站队了。一边声称要“打倒一切资本”，恨不得肢解各家平台；另一边的段子传播得更快，“猪养肥了该杀了”，“说到底你就是个胡雪岩”。
我怎么看，上面两种声音，背后都是一波人。前一波递刀子，劝你赶紧下杀手，至于杀完之后外界怎么评价你，你自己看着办；后一波看笑话，你看，你说你支持民企，最后长大了都要被收拾。两种声音合起来的效果就是：我就看你敢不敢真监管？
说真的，国内这些人造舆论，比华尔街的官媒还业余。社交媒体都这么多年了，公关费蹭蹭涨，水平一点都没提升。对得起华尔街金主们的一片苦心吗？
回到今天国内两则新闻，仔细读。
第一则新闻，执法主体是“市监总局”，执法线索“根据举报”，执法对象“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而不是下属子公司），涉嫌违法事由“二选一”等（注意“等”字），执法进展是已“立案调查”。
第二则新闻，针对蚂蚁集团（而非阿里）进行约谈，执法主体一行两会一局，央行和银保监局监管蚂蚁的金融业务，证监会参与说明与蚂蚁上市有关，有意思的是外汇管理局也参与了。
退回到一周前。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明年重点工作任务一共有八条，其中第六条是“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发布后，各位“国师”们都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就着今天这个话题，我讲讲自己的理解。
我们先从这第六条开始。第六条一共六句话。
第一句：“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这是提纲挈领的，明年经济工作的八大重点任务之一，这意味着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是要落地的。为什么会成为明年的重点任务，后文会讲到我们的理解。
第二句：“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不只是反垄断，还有反不正当竞争。从先发国家市场经济法治轨迹来看，这都属于竞争法范畴，是人类现代文明社会治理的共性部分。尽管部分经济学流派对反垄断存在一些质疑，但先发国家都有比较完善的竞争法制度，这方面中国其实是落后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与不正当竞争的行为如果不加以规制，最终的结果是，抑制创新、阻碍竞争，整个社会的经济集中度过高，贫富分化加剧，将使一个国家在全球竞争中处于劣势，还会导致民粹四起（《民粹主义改造美国（增补完整版）》）。如果从文明史的视角看，当既得利益过于庞大，使创新不再持续，仅仅满足于分配，往往意味着一个文明衰落的开始。用Carrol Quigley的话来讲：“当文明停止‘将盈余用于创新，用现代的说明就是投资率下降‘之时，文明便衰败了。”（《文明的冲突还是文明的融合？》）
第三句：“国家支持平台企业创新发展、增强国际竞争力，支持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同时要依法规范发展，健全数字规则”。国家是否对互联网企业样样都支持？不是的。支持什么？支持“创新发展”和“增强国际竞争力”。创新发展就不能是坐地收租，增强国际竞争力就不能只是鱼肉乡里。说到底，官方一直以来对平台企业另眼相看，给予诸多政策支持，是希望看到平台引领经济结构调整，对整体有益。如果因为行业本身的限制，或者企业家能力所限，做不到真正的创新或者只能在局域网里发展，那么国家为什么还要给予你那么多支持呢？这不是讲所有的科技创新都要由平台去完成，也不是讲所有的海外拓展都要由平台去完成，但如果你两者都做不到，那么政策倾斜就要大幅降低，你不行，那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当然要去支持那些行的。为什么要真创新？为什么要强调海外？因为一直以来，平台都号称自己是引领高科技的，华尔街给平台的估值也是中资企业里最高的。如果一个国家最高科技、估值最高的一批企业都不去搞真创新、不去拓展海外，只会在境内以补贴侵入百业、坐地收租、流量变现，那这个国家还有未来吗？那些总要在讨论平台垄断问题时讲国企垄断问题的，请先搞清楚平台与国企在利润归属、管理层收入控制和行业边界控制这三方面的本质区别之后（《只会补贴和收租的平台，注定没有未来》），再乱引导不迟。
第四句：“要完善平台企业垄断认定、数据收集使用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法律规范”。这是对立法提出的要求。在2018年《是时候彻底反思中国的互联网经济了》一文中，我们已经明确提出了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和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在平台经济模式下的失效。两年以来，恶果频现，直到民众难以容忍。除传统的社会保护性立法外，数据管理是互联网时代的新问题。这几方面的立法补丁会逐渐开始打上。同时我们不能忘记，在《电子商务法》立法过程中，平台曾经展现出强大的游说能力（《是时候加重互联网平台的法律责任了》、《为什么让电商平台承担连带责任是对的——致傅蔚冈研究员》），如何避免不正当的“立法游说”，是未来最值得关注的问题之一。
第五句：“要加强规制，提升监管能力，坚决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这句的核心是“提升监管能力”。中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反垄断法》分别是从1993年、1994年和2008年开始实施的。也即，自平台出生时开始，相关立法都是已经存在的。尽管平台有自身的特点，但这些法律适用于平台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为什么在过往近十年时间里，平台反而成为了自由放任的“三不管”地带？中国的现代化转型，经历了从无法可依，到逐渐有法可依的一个历史过程。在基本法律欠缺的时期，市场丛林法则盛行，部分人甚至认为彻底的自由放任才有利于充分的市场竞争。无数次巨大代价才换来了“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这个基本共识。但平台却用自己发展的事实告诉大家，即便有了相关立法，如果寄希望于由个别行业和企业去引领经济的方向，如果执法上对某些行业或企业加以“区别对待”，那法治内含的稳定性就会丧失。规则一旦为某些人打破，所有人都会去学习那个打破规则的人，整个规则就会顷刻被瓦解。除了前述“立法游说”外，还要避免的，是执法过程中的“监管俘获”。坦率的讲，今天对平台的监管工作，由于涉及诸多利益，又关系开放形象，十分敏感，如果不够专业且公开，非常容易导致两个结果：要么被外媒用以作为攻击中国倒退的口实；要么只能高高举起、轻轻落下。监管执法是十分专业的工作，对平台的监管执法，是对监管能力是一次巨大的考验，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平台未来的发展模式，也会因此开许多先例，留下许多未来值得研究的细节。看客们还是多去读一些专业的分析，少传播一些“猪养肥了要杀”这种无聊的段子，毕竟，金主们的公关费，并没有你的一份。
第六句：“金融创新必须在审慎监管的前提下进行”。“法无明文禁止即可为”，这的确是法学教育的“经典名句”。但无论在理论中还是在现实里，它都有一些前提，其中最重要一条是，立法可以提出保留事项，在立法者对某些放任存在疑虑时，可以延后再行论断。这个保留不是为了权力而保留，而是为了民众利益而保留。这会不会延缓“创新”的速度？答案是一定会。但同时它带来的结果是，使某些创新对社会的冲击降至最小，同时阻止了许多伪创新。让我们再次回顾一下波兰尼那句历久弥新的话：“一般而言，进步是必须以社会变动的代价来换取的。如果变动的速度太快，社会就会在变动的过程中瓦解”，“变迁速度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变迁本身的方向；虽然后者经常并不由我们的主观意愿来决定，但我们所能忍受的变迁速度却允许由我们来决定”。非常清楚的是，在金融领域，先发国家在立法上都将保留作为原则、而将放任作为例外，即便在过去多年以去监管化著称的国家，也必须以修法的方式去做de-regulation，而不是直接舍去立法保留这个原则。所以第六句，“金融创新必须在审慎监管的前提下进行”，理应成为中国金融立法的基本原则。
为什么此时要强化对平台的监管？简单讲：时不我待。
在深度全球化之下，中美之争已经彻底打醒了许多人。中国今天的科技实力远没有领先全球，在许多重要关键环节被人“卡脖子”时，却难以形成“互卡脖子”的局面。说到底，这是因为中国许多行业仍然只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中游和下游，在上游的科技硬实力比拼中，难以占据上风。回顾1980年代的日本和西德，其实在科技硬实力上已经完全可以跟美国抗衡，时至今日，这种优势没有丝毫减弱。每个国家，在特定时期都会将资源向某些行业倾斜。倾斜的目的，是让本国在全球竞争中处于更大的优势。如果这种倾斜不能带来优势，反而导致国内种种问题，那资源和政策的倾斜就需要转向。我们将信息科技的广泛应用当作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这本身没有什么问题，问题在于将平台企业误认为是信息科技革命浪潮的唯一，而平台今天的模式又正好建立在廉价美元输出这个基础之上。对各个具体产业发展路径和阶段的不理解，对金融扩张对实体冲击的忽视，总想在某个历史阶段依赖某些行业，这就很容易让“弯道超车”变成“弯道翻车”。
现在有些人揣着明白装糊涂。明明在讨论平台不正当竞争的问题，在讨论是否要给予平台超越其他产业的政策照顾和倾斜，他就讲强化监管是要搞死平台。他们反复讲平台都是自由竞争的产物，却丝毫不敢提及VIE架构的历史，也丝毫不愿提及社会保护性立法在平台模式下失效近十年的历史（《屠龙少年如何成为恶龙——中国互联网平台该向何处去？》）。
我们有些专家长年为大企业站台，却对欧美近年来风起云涌的关于经济不平等的研究著述视而不见（《深度全球化与中美之争（上）》）。美国的知识界脱离了本国民众是民粹浪潮再起的重要原因之一，难道中国的知识界就真的密切联系群众了吗？
去年还在为参评诺奖而奔走的张维迎教授，这几天又认为：“好多的企业不是业务做得不好，不是消费者不接受它的产品，而是体制和文化不能容忍它的存在。一些互联网公司现在也面临这样的问题。”（《张维迎最新演讲再挺马云：我对市场经济有了全新的认知》）所以按照张教授的观点，消费者都认为互联网公司是好的，今天欧洲、美国和中国对互联网企业共同的规制态度、反垄断措施，是因为这些国家的体制和文化都不能容忍互联网企业的存在？凭什么你能代表欧洲、美国和中国的消费者呢？作为消费者之一，我认为平台企业带来了诸多便利，但丝毫不能掩盖平台垄断行为导致的种种问题，讲出这句话，真的有那么难吗？张教授还认为：“马斯克是非常了不起的企业家，他现在做的这些事情仅仅是为赚钱吗？肯定不是！他其实有一个目标，就是建立自己的商业帝国，甚至改变世界，名垂千古。马云、马化腾这样的企业家，莫不如此。”敢问张教授，你这么讲，三位马老师真的会同意吗？那你知道这三位马老师在今天中国年轻人的心目中差别有多大吗？所以如果他们的目标是为了建立自己的商业帝国，那跟其他人有什么关系呢？中国有这么多有良知的经济学教授，凭什么你要以己之力将自己的同僚们都推下火坑呢？
我要感谢这个互联网时代。至少，一个老百姓，也可以公开反驳一下奔走参评诺贝尔奖的经济学教授了。
张泰伦｜好望观察创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