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Mamka Anyona：非洲人不是毫无意义的生而就死

如果对非洲的报道仅仅是为了迎合一群“上等人”对发展中地区的猎奇心理和断章取义，那么我们正与所追求的国际主义渐行渐远。

该文论述的基本逻辑令人震惊：既不是报道事实，也不是分析论证，因为所有论据不过都是一些见闻。该文标题荒诞无稽，以个别和片面来定性整个非洲大陆，而文章讨论的仅仅是54个非洲国家中的3个。该文的假设充满偏见而狭隘——如果那些富国都承受了打击和损失，那么非洲的损失一定更重；如果数据显示并非如此，那就必然是因为非洲相关方面的失能导致数据不实，从而掩盖了事实。

很多人都亲身体会过非洲国家和西方国家应对疫情的不同做法，他们也会像我一样反对这篇文章的观点。举个例子。2020年1月底，我乘航班到肯尼亚，那时肯尼亚机场就已实施了测温和轨迹追溯措施，可是欧洲和美国的机场直到3月份还同以往一样，没见到有什么防疫措施。2020年冬天，我一家人想从内罗毕去坦桑尼亚，坦桑尼亚相关部门要求必须提供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才可入境。我致电肯尼亚国家流感中心（National Influenza Centre）申请做核酸检测，几个小时后就有穿着全面个人防护的工作人员上门取样。这同我一个月前从纽约回肯尼亚的情况完全不一样：那时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做上PCR检测，负责检测取样的护士只戴了个外科口罩作为防护——她每天接触几百个潜在病毒携带者，唯一的防护就是一只口罩！

这些都是我的亲身经历，所以读到那篇文章时，我真的是十分惊愕。

新冠肺炎病毒来的让人措手不及，全世界每个国家都面临着相同的难题：如何有效检测、界定和记录死亡病例。一般大家都认为，不管在世界任何地区，实际死亡率可能都要高于所报告的死亡率。但《纽约时报》的这篇文章并没能证明非洲记录死亡病例的准确度要比其他地区更低，而只是暗指非洲国家收集的数据没有得到“国际认证”因而不可信。

人员登记系统的建设是很多国家要解决的问题，但每个国家的实际情况有所不同。一些国家如埃及、南非和塞舌尔，实施强制性的、全民的登记制度，而另一些国家如该文所提到的尼日利亚和尼日尔，在这方面相对比较落后。

在我的家乡肯尼亚，没人可以不经登记而擅自将亲人的尸骨直接埋到后院，除非取得相关证明。肯尼亚还正在建立强制性的数字登记系统，记录每个公民所有重要民用数据，这比许多高收入国家都要先进。

需要补充一点，官方的死亡记录不是监测疾病暴发的唯一手段。相关部门还有其他用于识别死亡人数异常变动的工具和反常事件监视系统。正是这样的工具和系统，在2014年埃博拉暴发的时候，追踪到了居住在几内亚东南部偏远村庄Gueckedou的零号病人。

更重要的是，即使没有充足的检测、诊断和报告，西方国家普遍极高的死亡数字也会让任何一个非洲国家都拉响防御警报。非洲人不是毫无意义的生而就死（Africans don’t just live to die）！

不过，《纽约时报》的这篇文章所试图回答的问题确实需要认真分析：是哪些因素导致了目前非洲国家新冠肺炎发病率和死亡率的这种特点？为什么会与早期的预测如此不同？这些问题的回答是微妙的，已经有一些来自科学分析基础上的初步证据。

从人口统计学的角度，非洲年轻的人口结构可能是一个重要因素，但这种说法似乎已经过时；政府采取的有效对策也是一个有力的解释，但也被（西方主流媒体）给无视了。

许多非洲国家早在疫情之初就实施了严格的封锁措施；同时，在检测、管理和供应链等方面的创新，提升了非洲国家的应对能力。卢旺达正在使用机器人医生来诊断，其他国家正在使用功能强大的社区医疗系统持续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由非盟领导的跨非洲的前所未有的大合作，也有助于加强检测、疾病管理、医疗供应以及目前的疫苗准备工作。

非洲的这些积极方面，正如许多其他事实一样，不会成为西方主流媒体的头条报道。正如Nanjala Nyabola在《波士顿评论》（Boston Review）中指出的那样：“也许西方帝国主义长期以来给非洲大陆蒙上的（殖民）阴影，豢养着欧美国家征服性的优越感——非洲的轨迹只能是或顺我或逆我——而懒得去客观实际地认识非洲自身基于其地区和国家背景的发展轨迹”。

非洲国家将继续面对疫情带来的直接或间接的困难。有些政府领导人应对疫情举措不够有效，每个非洲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都受到严重制约。但是，总体来看，非洲为应对疫情所做的工作值得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