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部先生参与发展中国家援助计划，是以日本银行的职员身份自1960年起在东亚，南亚，澳洲，新西兰地区的中央银行进行职员训练作为开始的。离开卢旺达以后，72年转入世界银行，历任西非支局审议，高级融资顾问，经理局长，成为第一个日本人身份的副总裁。83年从副总裁退休以后仍然担任“考虑未来十年方向的十人委员会”委员和国际农业开发基金等组织的委员，出席塞内加尔，科特迪瓦，尼日尔，尼日利亚等会议，99年11月去世。实际上为发展中国家工作了三十多年。
71年他离开卢旺达以后，卢旺达的经济依然顺利发展，被评价为非洲的模范。但是1990年遭到了乌干达的武力入侵，特别是94年发生了大屠杀，国家蒙受了破坏性的损失。这些在本书的增补章节―“卢旺达的动乱被正确报道了吗”都有记述。本文将以动乱平息以后的十五年后的现在的视角，结合服部是如何整顿卢旺达经济的，回顾他离开以后卢旺达和非洲经济的动向，与那段时间里大幅发展的东亚经济相比较，在相异的背景之中探寻某种东西，来解读他在卢旺达亲自示范过的发展中国家援助哲学。
服部正也在卢旺达的业绩，有以下这些点：
第一，为陷入困境的卢旺达经济开药方，取消汇率两轨制度（政府开支，全部出口和必要物资的进口和支付外国人的工资，这些许可的贸易以外的交易按照1美元=50卢旺达法郎的固定汇率，其他的交易按照外汇的供求关系实行自由汇兑，当时一美元约等于100卢旺达法郎），将卢旺达法郎的币值统一降低到自由汇兑的水平。实行此政策的前提，就是要以均衡的财政政策避免更进一步的货币贬值。在对待外国人优待税制这个敏感的问题上，服部向当时总统进言使之得以巧妙解决。以上诸般努力的结果就是1966年货币改革的成功―均衡预算的成立。
第二，将农业的发展作为卢旺达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来对待，变自给自足的农业为市场经济下的农业，废除物价管制，整顿物流机构，此外最重要的就是对卢旺达商人的培育（形成民族资本）―具体政策包括以储蓄金库来帮助咖啡采集工厂融资，以城市银行向卢旺达商人的日常经营融资，设立卢旺达仓储股份公司，引入2吨位货车，建立巴士公司等等，这些大胆的举措都远远超过了一个中央银行总裁的工作范围。
尽管当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交代的任务仅仅是救急的货币改革，但服部先生还是以自己的意志工作了六年之久，结合卢旺达人的自发努力，实现了卢旺达经济的巨大发展，实在是可敬可佩。
关于卢旺达经济的动向，日语资料非常不足，以1962年独立前宗主国的比利时的法语资料为依据，可以将卢旺达经济分为三个阶段：1970-80年代，90-94年，95年以后。
1970-80年代
服部离开卢旺达的1970年代初到90年10月自邻国乌干达发起的卢旺达爱国战线（RPF）的入侵为止的二十年间，卢旺达持续发展了二十年，以非洲的模范著称，广受好评。
1987年因为哈比亚利马那总统的邀请参加卢旺达独立25周年国庆活动访问卢旺达的服部，也为这段时间内的发展成果而留下惊叹的语句。
的确这段时期表面上发展十分顺利，但是70年代平稳的社会在80年代之后逐渐变化，到了90年代初期已然浮现出后来令人难以想象的惨剧的些许前兆。也就是说，70年代人口约九成都是农民的平等和传统互助型社会，以保护农业为宗旨在独立之初制定的土地买卖禁止政策下，农耕面积每年增长3个百分点，单位面积的产量每年增加微弱的百分之一，农业总产量每年增长3-4个百分点，人口增长也差不多这个比例，收入的分配也是非常公平的（1982年基尼系数0.357）。
但是进入80年代以来，都市中产阶级的增加和土地买卖自由化以来，耕地面积减少，土地劣化，森林采伐等等现象导致环境破坏加剧，农业总产量减少，87年咖啡价格暴跌，农民和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急速扩大（1992年基尼系数0.583）。同时，商业自由化的进程中消费者物价和生产者物价的差距在80年代后半急速扩大，都市的官僚社会和商人社会加强了对农民的榨取，最终，国民日均摄取的热量在1600卡路里以下的人占全人口的比例从1982年的百分之九不到，增加到90年的36-46%（1989年南部地区还发生了饥荒）。
1990-94
1990年十月的卢旺达爱国阵线发起的对卢旺达北部的进攻导致内战激化，经济成长为负，特别是以哈比亚利马那总统暗杀事件为契机爆发的94年4-6月的大屠杀造成了经济上覆灭式的损失。
1995年以后
1994年7月卢旺达爱国阵线统一全国，新政权（比齐蒙古总统，卡加梅副总统）建立，2000年4月卡加梅副总统就任总统。03年8月在多数候选人环绕下第一次举行的总统选举中卡加梅总统当选。同时，当年9-10月上下两院议员选举和08年9月的下院议员选举之中执政党RPF获得胜利，民主化进一步推进。
动乱结束以后卢旺达的经济顺利地复兴，1998年农业生产，99年的GDP都回到了内战之前的水准（1995-99，每年增长15%）。2000年，卢旺达全民脱贫，以成为中等发达国家为目标制定20年以后的经济发展目标“VISION2020”，现在以此为出发点运营经济，这几年都实现了6-9%的安定经济成长。在政府计划书的最后，有这样一句话令人印象深刻：“亚洲之虎们的发展经验，说明梦想一定会实现（L’expérience de développement ’des Tigres Asiatiques’ prouve que ce rêve pourrait devenir une réalite.）
概观非洲整体的经济，独立以后的1960年，发达国家完成了战后的复兴，走入了正常的成长轨道，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业出口产品的需要增加，非洲各国都实现了繁荣。积极地投资使社会资本充实，确保作为外汇收入来源的初级产业产品的生产的同时，少数的国家开始尝试以国有企业为主的进口替代工业化。
1973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机，由世界银行开始，对非洲国家特别是内陆脆弱国家是否承受得住冲击感到忧虑，增强了对非洲的援助。好在非洲的石油消耗量其实不多，第一次石油危机的影响就比较轻微。发达国家面对原油价格大幅上涨以可控的通胀政策应对，非洲各国的出口初级产品的价格上升与外来援助的增加，再加上发达国家工业国民间银行积极甚至是竞争性的贷款，非洲的资金非常充裕。非洲各国将这些充沛的资金用于开发投资，其中质量可疑的案件也不在少数。
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机，发达国家和前一次不同，采取了抑制总需求的政策。因此经济景气停滞，为坏账而苦恼的民间资本希望收回在发展中国家的贷款。再加上，第一次石油危机以后发达工业国积极投资开发了资源消耗更少的生产技术，以及资源采掘技术改善，原料使用效率提高，萃取技术进步和混合原料技术进步等原因，对初级工业产品的需求不仅是周期性而且还是构造性地减少了。应对这种新情况，非洲各国反而采取了扩大产量以弥补价格低落的政策，反而导致价格进一步下落。再加上各国原本用于稳定初级产品价格的资金池里原本充裕的资金都拿去投资房地产了，一时间可用的资金极少。为了维持供给侧的价格，就需要政府的补助，出口税又大大减少，各国财政一时都很困难。
这些因素累积起来，非洲各国还债变得非常困难。非洲的老百姓大多数都还是自给自足的农民，殖民地时代的矿山和农场的劳动者依赖进口的粮食，各国国内的道路网也没有建设好，国内的粮食市场不发达因而产粮积极性不高，再加上为了赚外汇把大量肥沃的农田转作生产经济作物之用，这些条件叠加起来，各国的粮食自给率也极度低下。因此，70年代以后，几次大干旱又打击家畜和牧业，就让很多人民陷入饥荒。
在此期间，东亚的经济则显著发展。NIEs（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东盟诸国（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以及中国大陆都有令人惊异的成绩。以至于1993年世界银行发表了题为“东亚的奇迹”的报告。报告里面提到，东亚发展的背景在于高效率的农业生产，初等中等教育的完善，银行制度的安定这些基础的条件都十分齐全的前提下，以国内投资和人力资本为发展的引擎实现了经济成长。再加上高储蓄率保证了国内投资的可持续性。这中间，以日本为首的海外各国的直接投资再加上区域内贸易的增长，以及日本援助所产生的巨大贡献是不用多说的。
那么前文所说的，卢旺达/非洲经济的发展轨迹和东亚各国的发展轨迹之间就可以看到显著的差异，这是为什么呢？
关于这一点，服部从非洲的角度来观察，以这部日记和他的遗稿来看，他把原因归结为两条：
第一，非洲各国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在独立建国的准备不足的情况下短时间内独立建国的（“被赐予的独立”），独立后也因为人才不足而不得不依赖旧宗主国的殖民地官僚和外国干部。结果就是，在殖民时代共通的“宗主国所创造的新的近代都市和出口型初级产品部门（产地）”和“依赖传统工艺的矿物采集/手工业和自给型农业部门（地域）”这样的经济和地域上的双层构造，在各国独立后也依然得到保留（殖民地的后遗症）。和东亚各国相比，国内市场是极度的不发达（独立后的初期条件的差异）。服部在书里也提到，他到卢旺达任职后立即就与卡伊班达总统会谈了五个多小时（1965年3月，详见第1章），就上述问题仔细地讨论过。最后总统委托他起草全部经济改革的方案。
二战以后，欧洲的各宗主国面对殖民地独立的世界大潮流，考虑到自家经济因为战争而疲敝困难，负担能力不足以维持殖民地经营的财政支出，为了减轻负担，才作允许殖民地独立的准备。这个时候，如何保证“平稳”地完成独立建国的各项过程才是首要的考虑。
欧洲各国尽力所维护的“平稳”，当然包含着对宗主国利益的最大限度的保护，和对旧的殖民制度的维持。非洲的精英阶级尚未育成，只靠非洲人是无法运营好政府和各项公共事业的。所以对于宗主国的殖民地官员和各项公营事业的外国人干部大幅留用，或者以技术顾问的身份使其发挥实际上旧有的权限，履行从前的职务。
（中略）独立后的非洲各国在行政上完全听凭就的殖民地官员和外国顾问的旨意，这些非洲人对于殖民地时代的宗主国没有什么强烈的反感，也没经历过广泛的独立运动，因此态度可想而知。缺乏独立运动，也不存在相应的指导者，宗主国所选任的指导者对于独立后的国家的运作方式，毫无现实规划。用一句话概括就是，非洲各国的大部分，无论是心理上还是体制上，对独立这件事的准备还不足时就已经实现了独立，完全就是“被赐予的独立”。
（“被赐予的独立”）
第二，就前文所述的独立后的各国实际情况来看，非洲各国要想实现自立的成长，首先就要实现国民资本的积累和国内/区域市场的开拓。然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根据亚洲发展的要素是出口导向型的政策这一点，也鼓励非洲实行出口导向政策。非洲各国对此不加辨析全盘接受，过度依赖初级产品，将许多优良的农田转作经济用地导致粮食自给率过低，以至于这些国家在遇到世界经济停滞出口产品价格暴落的时刻，产业遭到了结构性的损害，使得国家和人民都蒙受苦难。服部在书中这样明确地指出非洲各国和亚洲各国的区别：
世界银行基本上认为非洲发展的基础在于农业，东亚发展的要因是出口导向型的政策，所以也指导非洲各国采取出口导向政策。但是，亚洲各国在传统的社会规范和政治安定的环境下，已然发展出以国民资本为中心的国内经济，出口的增加其实是国内产品在开拓新市场，这种增加的主体是附加价值较高的工业制品，其中的利益大部分属于国民。亚洲各国的高度成长和国内收入差距的缩小，其成功取决于以上这些理由。然而，非洲各国过度依赖价格结构性下跌的初级产品的出口，在国内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非洲各国想要走上自律式的成长道路，必须首先形成国民资本，开拓国内/；区域市场。（中略）经济的自由化引导发展，必须整备好国内市场，维护好自由竞争的环境。
（“非洲的发展政策与国内市场的开拓”）
服部君在1965年踏上卢旺达的土地以后，沉痛地发现当地的外国人所讲的卢旺达和和他自己看到的卢旺达的实际情况是完全不同的，因而得出“卢旺达实行以工业化为主的经济发展这种，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所采取的激进政策是毫无必要的，应该先以农业为中心，促进农民的富裕”这一结论，并且以此作为经济再建计划的基本方针，重视整顿物流机制，促进农业从自给型转变为市场型，更重要的施策，是在卢旺达培育商人（民族资本的形成）和交通运输的建设，仓库建设这些本来不属于中央银行总裁的任务，这些都是基于他拥有前文所述的那种问题意识。
在卢旺达6年，关心发展中国家30多年，服部是怎么形成自己的一套关于发展中国家开发援助的哲学的呢？
第一，根据所在国家的实际特性来设计援助政策是必须的。
国际机构对发展中国家采取均衡回复支援的时候，作为提供资金的条件，对这些国家的实际情况和历史有所考虑的政府的对话十分懈怠，对要实施的政策像列清单一样，并且要求尽快采用，同时，存在强求使用不现实的实施方式的倾向。
（“经济不均衡的根本原因”）
应对非洲诸国的困境，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主导下各国参与了救援。世行和IMF都要求被援助国采取货币贬值，政府支出削减和增税达成财政均衡，抑制民间信贷增加，关闭国营事业或者国有民营化，撤除补贴，放松政府管制实现经济自由化，吸收外资等政策作为支援（贷款）的条件。
这是结构改革式的融资。这些国家的经济体制的改善是必要的，但是实施起来总有种种的困难。政府或者国民在没有完全接受的情况下急躁地推行往往会给当地的国民造成莫大的痛苦。现在，接受了结构改革式的融资的非洲许多国家，不仅生产停滞，欠世界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外债也有很多。（“经济政策的失败”）
第二，一个重要的前提：国际机构和援助国的人，往往对发展中国家和其政府怀有人种的偏见和蔑视，对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和国民的真实声音充耳不闻，缺乏谦虚的态度。
卢旺达和世界银行的工作经历中，我最不能忍受的就是，来自欧美国家的大多数人，包括国际机构当中工作的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那些国际官僚，对发展中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怀有人种偏见和蔑视，援助事业的失败的原因，绝大部分想来是由于这种偏见。
（“与非洲的联系不间断”）
在非洲，面对一时无法理解的现象，外国人总是会草率地说“这就是非洲吧！”。也就是说，非洲人都是落后的，所以和我们考虑问题方式不一样，会做出我们无法理解的行动，这种拿非洲人当外星人的论调，就和“日本人奇怪”的论调一样，熟练使用，就可以轻松解决绝大多数疑问。
（“非洲人生活的合理性”）
服部先生38年前遵从中央公论的建议，开始执笔本书的一大理由，正是“对非洲各国，日本人关心的仍然无非是资源或市场，这些都还是以现实利益为中心，但是对于这些国家的国民，几乎没什么关心，这是令我担忧的。维和也好，贸易也罢，援助也罢，说到底还是国民和国民之间的事情，是人的问题。不关心人而开展什么国家关系的建设，那只能得到非常脆弱的关系。”
在卢旺达的那段时间，服部正也先生以中央银行总裁这一难得的身份一直作为一个”现场的人“而工作，因而他的开发援助哲学经常以现场的”人“为问题意识的核心，这一点令我总是不断地回想。
张泰伦｜好望观察创始人